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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这个判断大家都知道，非常准确，但太宏观了，具体是哪里不适应呢？”

    “我看过很多上级文件，与全国各地的国营厂厂长交流过，也向很多领导请教过，包括在场的经贸委的孟主任，与体改委的郑主任……”

    “最后我个人总结，得出一个结论，可能不对，大家姑且一听。如果非要把国企困境的原因归到一条上，首当其冲的，应该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产业组织方式，跟市场经济的要素配置机制之间，存在结构性冲突与资源错配。”

    江振邦转身，在白板上写了八个字：结构冲突，资源错配。

    “什么叫结构冲突？举个例子。计划体制下，一个厂从食堂、幼儿园、医院到子弟学校全包，生产成本里有一半是社会职能开支。市场一放开，乡镇企业和外资没有这些包袱，同样的产品人家卖八毛就有利润，我们卖一块五还亏本。这不是技术问题，是制度结构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叫资源错配？东北的钢材运到外地加工成建材再运回东北盖楼，中间的物流成本和价差全被中间商吃掉了。国企守着全国最好的装备，干的却是给别人打工的活。土地、设备、技术、人才，四大要素全在手上，但组合方式是四十年前定的，没人重新排列过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国家不止要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，改的还有产业组织方式，改的是要素配置机制。把错配的资源重新归位，让好的设备、好的技术、好的工人，能在市场化的规则下重新组合，产生效益。”

    让王文韬略有些意外的是，遥控器在领导手中，但他半点跳过或快进的意思也没有，认真的听完了前二十五分钟。

    第二十六分钟，电视中的江振邦才开始讲第二条，暨：把握阶段特征。

    “矛盾知道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什么阶段？”

    “……文件里给出过明确判断：计划经济的成本还没消化完，市场经济的红利还没完全吃到手。所以两头受夹板气，这就是当前的阶段特征。”

    “同时，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从数量扩张转向结构升级的历史拐点上。”

    “这个拐点，日本六十年代经历过，韩国八十年代经历过。日本走通产省产业政策路线，用了十五年；韩国走财阀整合路线，代价是中小企业空间被压没了。两条路各有利弊，但共同承认一个前提；转型期一定会死一批企业，关键在于死谁、怎么死、死了之后留下什么。我们的国企改革，本质上就是在这个拐点上动大手术……”

    “这就引出第三条；区分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。”

    江振邦喝了口桌上的矿泉水，又在白板前侃侃而谈：“短期波动是什么？短期是我们全国的工业企业正在经历的阵痛，企业亏损破产，工业下岗分流，单看我们大西区的国营厂，成片的停工停产，机器生锈……”

    “而长期趋势是什么？是工业化、城市化、全球化，这三个方向不可逆。东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，在往上走，不是往下掉。”

    “即便未来短期内国企亏损面扩大了，那也是短期阵痛，不是长期趋势。”

    江振邦的语气没有拔高，反而压低了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我有这个判断？为什么我如此肯定？因为我们有两样东西是别人没有的。刚才我朗诵的文章也提到了……”

    “第一，我们有党的英明领导，有着和举国体制办大事的制度优势。日本韩国的产业政策能做到的事情，我们的体制在执行力上只会更强。第二，我们有十二亿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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